四、在城市里的大学生？
不见得。如上述，就看你在那里就学。或许因为上述造镇的概念，基于城市和乡村不同的地方真的太多了 （结社、生活、休闲、活动、生活礼仪…），基督徒尽管在大学就读，但其经历不见得能完全脱离（1）甘榜化/新村化/园丘的生活； (2) 与人群孤立，塑造了大学生特殊的社会观；(3) 特殊的人文景观。毕竟生活在乡镇和生活在复杂的城市，不尽相同。所以，讨论马来西亚的大学生， 有必要先从这个“做大学生”的人的地理环境说起，尤其有必要厘清从乡下、城镇到进城读书的人的生存心态 (habitus)的不同，他们与别人形成社群的历程也有不同。有趣的是，网络社会为上述特征增添变数：从人们既是那么偏远又是那么靠近，必须加上：既是乡土，（知识）却是那么“先进”。
五、我国的大学生，缺了哪些货？
创新的基本条件， 其一。如果目前的大学生要有创新 (innovation, 参考OECD 1996发布的重要文献)的可能，就要为创新的来到及早做好准备。鼓励目前读理工科学生们修习人文学院开办的课程，表面上看是迈进通识化的过程， 实际上是为创新铺路。若要在知识导向经济 (knowledge-based economy) 的职场和社会有革新的可能性，必须具备能从跨科的学习培育科际整合的能力。基本理由：革新强调原料 (resources) 不变，但需要重新组合这些原料（realignment of primary resources）以便缔造出对环境最大的冲击。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这类重新组合，并不是指本科内的组合而已，而是针对在跨系跨科所学到的知识进行必要的整合。过去本区域的大学教育太过专门，各科都跨不出自己的门户，各个学科成为封闭的单位。以马国目前的情况分析，绝大部分大学生们还停留在“必选”阶段，即除了本身课程，加上了国家机器 (MQA) 所制定的“道德教育”- Tamaddun 1 及Tamaddun 2。可以说，这些只是“必选”（强迫中奖）科目，真正有机会跨科修习的学生不多 （University Utara的现象有点特别：他们的学生至少有三门课必须是用英语来上课的；私立大学里， 最被看好的是UTAR学生的课程修习 – 已经往跨科跨系的方向迈进），学生们在选读科目上产生杂生 (hybridization) 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所以对跨科以至于能够革新的学习理念不曾发挥足够大的作用， 更遑论科际整合了。从通识教育的角度，上述所提到的道德教育课程是可能编入通识课程的。但这些课程充满特定、狭隘的教育议程，有必要等到其它人文、科学、自然及宗教课程的加入并使后者皆具有和这些“指定课程”有平等的地位，才能够说马来西亚大学教育真正迈向教育通识化。
马来西亚的大学通识教育，若和台湾和香港比较，后者早在80年代后半叶便开始进入“不牺牲专业的通识化”教育，且在90年代就开花结果， 成果非凡， 这项教育政策无形中提升了大学生毕业后的竞争力。国家竞争力绝对和大学开不开辟通识课程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大学并不是不需要想（所以有不会想的后果），也并不是思想到底有什么问题，而是知识与知识有什么关联，以及思想与知识的管理 (management of knowledge) 之间的关系太过紧密，已经分不开了。资讯太多， 需要用想到、站立得住的知识来加以过滤、管理、再用再生。通识教育的贯彻使得一个大学生在毕业后听得懂其他可喜的人的论述（narrative），增进彼此间合作、共同研发最大的可能。
上述讨论和大学教育的通识化，使我想到目前马来西亚大专生团契之存在的基础性的问题：胸怀知识、契友开放其知识的边界、培育“跨科人”的思维模型，就在大学时期就预备好革新的种苗，以便预备好这些人做能够融入社会/教会的“大”人。在大学期间， 透过通识教育的研习打破固步自封的求知历程，开始学习听得懂不同科系的契友们的论述。众声喧哗。如果大马大学生团契想杜绝大学生高中化的陷阱 （只会考共同科目的试、只会完成学校老师所指定的共同作业…），想突破只为学期报告、期末考试的生存心态，且想避免团契倒退为乡村酋长式教育 - 基于过往长期住在乡村乡镇但不认识城市的人大量的流入 - 以至于演变成为不必要的乡愿化团体 （因不认识大体也不去研究社会变迁而执意而成为只能向内看的自闭团体），就有必要重新思考（并落实）上述大学教育所面对的基础性的问题。把乡村生活的心态带进大学团契，只会增添原生主义的发酵。原生主义的特性是：我其实很希望大学生活就象我乡下生活的那样，大学的符号、文化和我的乡下的生活无异！这类投射，对大学会不会出现“联合国”文化是毫无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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