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April 17, 2009

转载:基督徒大学生团契--基础性的问题(2)

三、治理术底下的大学城:造镇和人口结构的改变
大学,即所有公立大学,不仅是教育的议题,也是关系到人口迁移的问题。大学既是关系到人口,它和领土与财富形成了紧扣的网络。治理术的干预,意味着对上述网络的干预 (例如:既得利益团体的人口不足时,买进人口充数, 就是一种干预性行为;又例如:鼓励多产,提供补助…)。

从城乡学的角度,目前摆在各位面前的事实是这样的:(1)我们在相对上偏僻的地方找到“大学”。这种现象形成了本国公立大学的特色。这个现象和殖民时期“大学在城”的植校概念,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类大学是不是基于造镇的概念所驱使,或者基于造镇的歪理:政治经济学的考量 – 将大学变成乡镇更新的工具?可以说,在那些已经发展的先进国家,乡村设大学校园的策略,我们已经见不到。人们或许可以辩称在这些国家,他们原本的大学都是在乡下的,后来随着都市化 (urbanisation),使大学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 – 大学城。这有可能。但人们还是需要解读为何有一种反逆的思想,即尽管我国已经造出许多新城市,大学还必须开设鸟不生蛋、龟不到岸的“乡下”。

严格而论,我们有必要对马来西亚式的社会结构有基础的理解,尤其在马来亚独立后初期的人口结构有理解:乡村/甘榜/新村/园丘的分野,仍旧存在。如今把大学设在城镇乡镇,而不都设立在城市,我们可以说,这是“进步”!可以说是后殖民思考的后果。对于从前人所做的,进行反向思考和实践(例如:“向东学习”)。

退一步说,尽管大学的地理位置有乡镇更新的意味和元素,并企盼它有一天成为甘榜围绕城市的可能,为甘榜创造大学城经济的可能,但就目前而言,有它“不方便”的地方。这类人工规划,就好比在小河流生硬的停泊了一艘大轮船,但彼此之间没有互通的孔道和彼此关联和延续性 (porosity)。拉曼大学北迁到“锡矿业的废墟”- 金宝城市,就曾经引起过争议:为什么要把一座向前看的“机器”(知识上)搬到一个正逐渐在没落的城镇?这个规划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基于Wawasan 2020马来西亚都市化过程里的“必要部署”,以便缩短城乡的差距?但乡村有乡村的基本结构:人口、工作、活动…,且马来西亚的乡村 – 无论是新村或者甘榜,都已经面临只有“老-少-宜”的问题。没有提供工作的地方,就会人口萎缩、凋零。没有工作机会的乡村,就会只有“不断待业”的人民能够长留下来。这是目前马来西亚乡村的景观。

我国这四十年来所开办出来的国立大学,不只分散,它尚不能满足一般人定义下的大学城的基本条件。基于它长久孤立于众的传统(外不能进),不论是历史较久的大学或者是新近开设的公立大学,它更多是接近修道院型的治理术的后果。可以肯定的是,在金宝市或者巴里文打,大学是有了,但还没有Starbucks的同在和祝福,也没有Borders书店,也没有诚品书店…,这些“大学”, 在地理文化上,尚不足以成为大学城,也还没有和附近的居住环境连成一片而成为“城邦”。这些例外的安排、安插、规划,在乡村来不及成为城市的国家进程里无形中成为学园的奇观。

上述的造镇论点,为“大学是什么?”频添了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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