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May 7, 2009

转载:街头是返乡的捷径

今天,5月7日,黑暗笼罩马国!黑暗,不是因为我们身上的衣服,而是那只巨大,无形的手,掌控一切,目无法纪!

请大家读一读这篇文章,谢伟伦,《街头是返乡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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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缕警察国家的幽灵,在街头徘徊。

在如同警察国家的武装戒护里,甫上台一个月的新首相纳吉马不停蹄地走入民间,表演“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亲民作风,照例高谈阔论容忍异己的真义,酒酣耳热的政客与主流媒体交媾,自我陶醉于虚幻的造神仪式中。于此,宪法保障人民的自由言论与行动权利,完全地被搁置、甚至忘却。

从“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发言人黄进发遭警方援引《煽动法令》扣留后陆续出现的各项逮捕行动,好不容易包装出来的“全民马来西亚”(1Malaysia),在满城的警力、威吓的氛围与强势防堵中,几近崩解。

黄进发曾经不止一次公开坦承是自由主义信徒。自由主义的第一课清清楚楚揭橥:“对国家要戒慎恐惧。”理由很简单、也很重要,因为国家垄断了包含合法暴力在内的所有制度性权力,为防止国家对于权力的滥用,就必须像提防小偷一般的提防国家。

由于要提防国家,于是自由主义者一方面以宪法规约国家行使权力,另一方面则将国家权力拆解为三个部分:立法、司法与行政,藉由三者之间的相互制衡,避免国家的权力遭掌权者滥用。

短短三个月内,国人眼见司法机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违宪乱法,龌龊可耻的夺权行径已侵蚀民主法治的基石;腐朽的议会大厦的撞击与噪音,传出“新戒严体制“到来的讯息。同样构成反讽和悖论的,却是那一帧扣留室合照片:当黄进发戴上手铐,为公义受难,与其他蒙难的运动同志一样,最后必将获得历史的奖赏与桂冠。

《煽动法令》是一部恶法,绝非来自舆论的轻率评价,而是朝野政党多年来的总结与共识。究竟该是以恶法亦法,还是恶法非法?这是在西方辩论达千年的法律哲学问题,必须要在法院法官决定什么是“正义”的裁判过程中作取舍。可以确定的是,该法的尊严已全然被立法者破坏无遗,同时也遭人民鄙视践踏。这样的条款拿来对付黄进发等人,就更加不成格局了。

以 “维护国家安宁”为借口,羞辱手无寸铁的百姓,可说是“马来西亚之耻”。霹雳州遭违法夺权后,早就使宪政设计丧失制衡,也使整个民主体制的秩序紊乱不堪,全国总警长慕沙哈山竟然厚颜谈什么“国家安宁”,这种表面的包装,是伪善的、伪君子的。法律的尊严,绝对不是依赖警察、特务、监狱、铁丝网就可以建立起来的。“全民黑衣运动”幷非针对纳吉个人,而是尝试对国阵的粗暴野蛮作一种对等的反射。在国阵党政军警层层封锁,重重垄断的情形下,只有这样做,才能达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境界。

国阵架空霹雳州议长、联邦法院撤销议长禁令,国家权力之滥用,一至于斯,已全然毫无体制可言。五场补选几乎屡战屡败,都足以显示国阵与社会民意脱节。一个拒绝改革的政权,若是发生在罗马尼亚,就会出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şescu)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故事;若是在南非、泰国就会产生全民暴动;若是在菲律宾,就会逼迫独裁者流亡他乡。唯独在马来西亚,仍然停留在议会与街头作“合法”的抗争。

这种抗争,在这个地球上是最温和的。然而,国阵对于这种温和的抗争,却总是诉诸警察的暴力。一个国家的警察,没有独立的人格,而能够随时应召而来,幷应召而去,恰可证明这个国家是独裁的国家。这种应召警察,随时可以用来对付平民百姓,也适足证明马来西亚是一个专制的国家。

民主社会中的政治有两种,一种是职业政治工作者,这是目前的主流;第二种政治型态则是以价值理念引导的政治,这是国内目前迫切需要的。黄进发就是剑及履及的佼佼者。虽然连续穿了89天黑衣的他,这一刻无法如愿与大家同在,他的精神仍然还在带孝,凭吊霹雳州政变,悼念“民主已死,匈奴未灭”,怀想那暂时回不去的精神故乡。

黑色,意寓反抗、异议,与悼祭。仅仅一场“黑衣运动”就使得当权者坐立不安,这证明了人民不再是弱者。国际社会也必然看见,在面对公权力施暴时,我国民主人士是如何的坚持,如何的和平抵抗。

不说远的,2005年赵紫阳逝世,中国人民就曾自发性地举行全国上下“请穿黑衣上街!”的最后丧礼;在时代广场前、罗马街头、耶路撒冷的广场、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前,每到周六或一个月的某个周末,经常可见黑衣妇女(Women in Black)选择以静默来传达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诉求,企图冲破长期被男性霸权垄断的政治军事议题。这些都是国外“公民不服从运动”的最佳示范。

社运组织与人民回到街头,是正确的,值得肯定的。寄望国阵的国家机关解决霹雳州子民的“返乡”问题,难有出路。返乡的出路是在街头。五一劳动节后,迎来五〇七,还有五二八报殇,走上街头,才能返乡,当流亡者真正返乡,宪法的立国与人权精神才有光辉可言。

纳吉已着手戒严,能对抗的只有人民力量。一如曾任英国首相的索尔斯伯利勋爵(Lord Salisbury)所说:“如果人民的勇气敢与施暴者相抗衡,斗争就绝不至于绝望”。这句话今天读来,依然启发性十足。

这与鼓动民粹无关,却关系到今后我国民主的前途。我国社会的更激烈抗争还没出现;黄进发的温和行动,倘然不符合社会的要求,那么一个取代“净选盟”的更激进的行动就要出现了。错失了这样温和改革的机会,纳吉和国阵诸公有一天必然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