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在大学的高中生”：如果你是大学生团契的辅导…

以下这篇文章是余德林博士对本地大学生工作的一些观察、研究与建议，特别对大学生团契的导师而言，必须好好一读。另外，也可以参考大陆的一篇反思文章（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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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的高中生”：如果你是大学生团契的辅导…
余德林, PhD (Durham University, UK ); 马来西亚城市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指导。

“在大学的高中生”是教育社会学 (educational sociology) 的议题。高中生/“他们”（them）竟然出现在大学/ 大学生/ “我们”（we）当中。针对教育而从事社会学思考，就是在特定的“场域’’ (field) 从事教育思考 – 马来西亚大学和学院在这个特定社会，主要思考内容包括：

1. 谁是决定教育政策和教育走向的主要分子？
2. 这些制定政策者态度中立吗？他们灌注特定议程的教育吗？
3. 教育政策有针对教育这一环实施社会工程吗?
4. 政府（government）想在国家教育上达到的最后的治理 (governmentality) 成果是什么?
5. 文化工业（教育工业）如何加剧了大学的高中化？等等。

除了上述，还要思考：
6. 教育只是为国家/国族（发展）而存在的工具吗？（参考：A. N. Whitehead; H. Newman; 傅斯年；Derek Bok等人的教育/教养的理念）
7. 做基督徒的，还要问：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以下是针对上述问题所作的‘在大学的高中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的局部性研究方向，供各位担任大学生团契的辅导们参考：
1. 比较法：将本地大学生平常学期的作业 (和考试题) 和另外国家同等学位的学生作比较（如：新加坡的国大生，以及台湾大学的学生）交换完成这些具体作业：这是关乎难易、程度高低的测验；
2. 标准检测：
a. TOEFL 或者IELTS 考试表现：测验出说、写及听力；
b. 读、听、看、说、写的评量：透过问卷访谈/个别学生调查，完成程度测试；
c. 抽样比较目前本国的大学为大学生所开设的科目与别国大学所开设的课程：测验量、广及深度；
d. 抽样调查本国不同大学但同科系学生所参与的课程：测验品质；
3. 本地学生在国际教育舞台上的表现：著作、研究发表、得奖、奖学金...;
4. 把上述测验运用在本地神学院生（B.Th, B.D., M.Div.）：性质的比较。
5. 实践的转向: 神学教育的检测。为什么要将神学院并列考虑呢？因为：教育社会学并不主张教育为孤立的事件，而是指教育发生在特定社会里，注重在特定实境发生的教育。这是教育生态学的概念。如果神学院在特定社会里，其学生来源、教导无法反映这个社会，或者成为这个社会的缩影，包括它所能涉及的议题，那么他也就无法教导出务实反映这个社会生活的基督徒人民以及满足社会的真正需要。从理解需要到能够提供解答是一段相当漫长的过程。
6．学习者的身份 (learner identity) ：学习社会的学生？
7. 大学生作为学习主体 (varsity student as the subject of learning)：大学生是学习主体吗？还是被安排座位的学习者？

总之，“在大学生的中学生”的观点，以实地研究、搜集资料作为结论根据。

根据城市与文化研究中心（CCRC）所从事的‘大学生高中化’研究，针对目前在大学就读但参与讲华音/方音教会的学生们所进行的研究，指标如下：

1. 教育制度趋势造成的高中化：有在Form 5毕业后就去读“大学”的 (matrikulasi)，但在大学前两年其实只是Sixth Forms资历；
2. 支援系统不足，构成大学生的语文程度未能长久有效的维系：只有小学、勉强中学程度的中文 （指在中学不再学习高等中文的国民型中学生），且停留在语言层次，而不是语文和文化层次；故在文化建构上有严重的断层和后退现象；
3. 大学生英文驾驭能力，所遭遇的情形，同上；
*4. 阅读的能量：流于肤浅 (trivialism)，不具好奇的精神 (indifference/ apathy)，学习不能深化 - 阅读课外读物（人文社会）和经典的能力，低；
5．修读课程的意向（主动和被动/ 广泛与狭窄）：停留在高中生读书心态（喂食、“做完功课”）；制度上的缺陷 （不鼓励学生跨科修习不同的课程， 以创造革新的可能）；
6. 独立思考和研究能力的培养（能够独自完成企划案）；有议题意识，也能够解读、判断各种论证的真假；能够完成议题研究；
7. 大学教育走向技工化：昧于市场-社会 ( market-society; 参考 Connell, 2000) 的要求 – 所培育出技术人，严重忽略了人的塑造和人文关怀；
8．迎接多元生活的能力：能够与不同的人一起团队，完成计划：不光说不练;
9. 课外活动参与率整体表现, 低；
10．培育负责任的人：履行公民责任 （对别人、社会有责任感）；
11. 表达能力；写作、口语沟通能力（能有效做到发表自己看法）；
12. 诚信度：道德推理能力 （遭大学制度所垄断， 学生接触不到各种不同文明的道德教育）；
13．迎接全球化和就地性思考的能力（思考趋向地方化）

在本国，‘大学生高中化’的后果是一个程度的检测，它是渐渐形成的，所以不容易被人察觉 （直等到我们的学生参加类似TOEFL考试…）。

*CCRC目前在基督徒当中所作出的努力：1. 带动经典导读运动（把读经典的传统找回来， 以便基督徒能够叙事）; 2. 带动专业人士成立各类的读书会：读好书， 深化文化的教养；3. 提供独立思考、研判能力的培训； 4. 公共演讲培训； 5. 带动个别学员的研究 （mentoring programme）。

转载：基督徒大学生团契--基础性的问题（4）

六、大学生和美杜莎？
大学生，该如何看待社会的趋势呢？趋势？是的，还有一波，比上述所说的政治经济学及要求通识更加严峻的社会考验，那就是：市场社会 （market-society）的来临。这类社会，领导的科学是市场的科学 – 也就是经济学。这不是政治经济学，甚至也不是公共管理下的经济学。它是市场内部的减少到不能再减少的经济学 – 亦即只关切市场的内部动态，而不关心它们的生存环境与市场外部的状况。文化生产不再是关于真实、美、深刻或生活的必须，而是“被贩卖的东西” （参考：R. W. Connell, 2000）。

大学， 此系？“有市场吗？”市场经济出现在一个充满“商业幻想”的社会。好莱坞、肥皂剧、消费广告、名人八卦、Hello Kitty I, II, III, IV… - 大众文化内容。或许， 这些习性已经提前进入了团契。但大学团契，不应该是“由你玩死地”(university)， 也不是“由你玩四年”， 它是准备人进入社会、融入社会的阶段。

还有，大学教育的美杜莎就是市场经济。大学生要现在就想好这个让你玩得不太开心的问题。大学生可以在就读时就开始知道自己毕业后会待业 – 尤其是成绩好但就是进不到、读不到自己想念的科系的大学生们。大学生有机会在毕业后成为游民。大学生…, 不再是传统的大学生， 而是天天想到增值的人。

或许，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大学生们，真需要有一面Perseus的盾牌/镜子….。准备屠美杜莎和其它的妖精。

七、提供给大学生进深讨论的问题：
1. 大学是什么？你们团契有为新生们开办过《大学的理念》、《解读大学》或者《大学教了没？
类似活动吗？
2. 何谓大学生的发展任务？ 此任务和大学生进入社会有何关系？
3. 何谓原生主义？
4. 团契有没有指导大学生们如何在本地大学修课？修课的考量是什么？
5. 何谓“大学生高中化”？“在大学的高中生”？这个现象是如何形成的？
6. 试比较自己目前在大学所修读的科系内容（量、质比较）并和其他国家（台湾、香港、韩国、日
本）的课程内容作比较。
7. 对于大学排名的回应：排名的细目包括了有哪些项目？这些项目对你身为大学生， 有何正面的提
示？


余德林，PhD (Durham University , UK) 担任马来西亚城市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指导

转载：基督徒大学生团契--基础性的问题（3）

四、在城市里的大学生？
不见得。如上述，就看你在那里就学。或许因为上述造镇的概念，基于城市和乡村不同的地方真的太多了 （结社、生活、休闲、活动、生活礼仪…），基督徒尽管在大学就读，但其经历不见得能完全脱离（1）甘榜化/新村化/园丘的生活； (2) 与人群孤立，塑造了大学生特殊的社会观；(3) 特殊的人文景观。毕竟生活在乡镇和生活在复杂的城市，不尽相同。所以，讨论马来西亚的大学生， 有必要先从这个“做大学生”的人的地理环境说起，尤其有必要厘清从乡下、城镇到进城读书的人的生存心态 (habitus)的不同，他们与别人形成社群的历程也有不同。有趣的是，网络社会为上述特征增添变数：从人们既是那么偏远又是那么靠近，必须加上：既是乡土，（知识）却是那么“先进”。

五、我国的大学生，缺了哪些货？
创新的基本条件， 其一。如果目前的大学生要有创新 (innovation, 参考OECD 1996发布的重要文献)的可能，就要为创新的来到及早做好准备。鼓励目前读理工科学生们修习人文学院开办的课程，表面上看是迈进通识化的过程， 实际上是为创新铺路。若要在知识导向经济 (knowledge-based economy) 的职场和社会有革新的可能性，必须具备能从跨科的学习培育科际整合的能力。基本理由：革新强调原料 (resources) 不变，但需要重新组合这些原料（realignment of primary resources）以便缔造出对环境最大的冲击。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这类重新组合，并不是指本科内的组合而已，而是针对在跨系跨科所学到的知识进行必要的整合。过去本区域的大学教育太过专门，各科都跨不出自己的门户，各个学科成为封闭的单位。以马国目前的情况分析，绝大部分大学生们还停留在“必选”阶段，即除了本身课程，加上了国家机器 (MQA) 所制定的“道德教育”- Tamaddun 1 及Tamaddun 2。可以说，这些只是“必选”（强迫中奖）科目，真正有机会跨科修习的学生不多 （University Utara的现象有点特别：他们的学生至少有三门课必须是用英语来上课的；私立大学里， 最被看好的是UTAR学生的课程修习 – 已经往跨科跨系的方向迈进），学生们在选读科目上产生杂生 (hybridization) 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所以对跨科以至于能够革新的学习理念不曾发挥足够大的作用， 更遑论科际整合了。从通识教育的角度，上述所提到的道德教育课程是可能编入通识课程的。但这些课程充满特定、狭隘的教育议程，有必要等到其它人文、科学、自然及宗教课程的加入并使后者皆具有和这些“指定课程”有平等的地位，才能够说马来西亚大学教育真正迈向教育通识化。

马来西亚的大学通识教育，若和台湾和香港比较，后者早在80年代后半叶便开始进入“不牺牲专业的通识化”教育，且在90年代就开花结果， 成果非凡， 这项教育政策无形中提升了大学生毕业后的竞争力。国家竞争力绝对和大学开不开辟通识课程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大学并不是不需要想（所以有不会想的后果），也并不是思想到底有什么问题，而是知识与知识有什么关联，以及思想与知识的管理 (management of knowledge) 之间的关系太过紧密，已经分不开了。资讯太多， 需要用想到、站立得住的知识来加以过滤、管理、再用再生。通识教育的贯彻使得一个大学生在毕业后听得懂其他可喜的人的论述（narrative），增进彼此间合作、共同研发最大的可能。

上述讨论和大学教育的通识化，使我想到目前马来西亚大专生团契之存在的基础性的问题：胸怀知识、契友开放其知识的边界、培育“跨科人”的思维模型，就在大学时期就预备好革新的种苗，以便预备好这些人做能够融入社会/教会的“大”人。在大学期间， 透过通识教育的研习打破固步自封的求知历程，开始学习听得懂不同科系的契友们的论述。众声喧哗。如果大马大学生团契想杜绝大学生高中化的陷阱 （只会考共同科目的试、只会完成学校老师所指定的共同作业…），想突破只为学期报告、期末考试的生存心态，且想避免团契倒退为乡村酋长式教育 - 基于过往长期住在乡村乡镇但不认识城市的人大量的流入 - 以至于演变成为不必要的乡愿化团体 （因不认识大体也不去研究社会变迁而执意而成为只能向内看的自闭团体），就有必要重新思考（并落实）上述大学教育所面对的基础性的问题。把乡村生活的心态带进大学团契，只会增添原生主义的发酵。原生主义的特性是：我其实很希望大学生活就象我乡下生活的那样，大学的符号、文化和我的乡下的生活无异！这类投射，对大学会不会出现“联合国”文化是毫无助益的。

转载：基督徒大学生团契--基础性的问题（2）

三、治理术底下的大学城：造镇和人口结构的改变
大学，即所有公立大学，不仅是教育的议题，也是关系到人口迁移的问题。大学既是关系到人口，它和领土与财富形成了紧扣的网络。治理术的干预，意味着对上述网络的干预 （例如：既得利益团体的人口不足时，买进人口充数， 就是一种干预性行为；又例如：鼓励多产，提供补助…）。

从城乡学的角度，目前摆在各位面前的事实是这样的：（1）我们在相对上偏僻的地方找到“大学”。这种现象形成了本国公立大学的特色。这个现象和殖民时期“大学在城”的植校概念，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类大学是不是基于造镇的概念所驱使，或者基于造镇的歪理：政治经济学的考量 – 将大学变成乡镇更新的工具？可以说，在那些已经发展的先进国家，乡村设大学校园的策略，我们已经见不到。人们或许可以辩称在这些国家，他们原本的大学都是在乡下的，后来随着都市化 (urbanisation)，使大学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 – 大学城。这有可能。但人们还是需要解读为何有一种反逆的思想，即尽管我国已经造出许多新城市，大学还必须开设鸟不生蛋、龟不到岸的“乡下”。

严格而论，我们有必要对马来西亚式的社会结构有基础的理解，尤其在马来亚独立后初期的人口结构有理解：乡村/甘榜/新村/园丘的分野，仍旧存在。如今把大学设在城镇乡镇，而不都设立在城市，我们可以说，这是“进步”！可以说是后殖民思考的后果。对于从前人所做的，进行反向思考和实践（例如：“向东学习”）。

退一步说，尽管大学的地理位置有乡镇更新的意味和元素，并企盼它有一天成为甘榜围绕城市的可能，为甘榜创造大学城经济的可能，但就目前而言，有它“不方便”的地方。这类人工规划，就好比在小河流生硬的停泊了一艘大轮船，但彼此之间没有互通的孔道和彼此关联和延续性 (porosity)。拉曼大学北迁到“锡矿业的废墟”- 金宝城市，就曾经引起过争议：为什么要把一座向前看的“机器”（知识上）搬到一个正逐渐在没落的城镇？这个规划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基于Wawasan 2020马来西亚都市化过程里的“必要部署”，以便缩短城乡的差距？但乡村有乡村的基本结构：人口、工作、活动…，且马来西亚的乡村 – 无论是新村或者甘榜，都已经面临只有“老-少-宜”的问题。没有提供工作的地方，就会人口萎缩、凋零。没有工作机会的乡村，就会只有“不断待业”的人民能够长留下来。这是目前马来西亚乡村的景观。

我国这四十年来所开办出来的国立大学，不只分散，它尚不能满足一般人定义下的大学城的基本条件。基于它长久孤立于众的传统（外不能进），不论是历史较久的大学或者是新近开设的公立大学，它更多是接近修道院型的治理术的后果。可以肯定的是，在金宝市或者巴里文打，大学是有了，但还没有Starbucks的同在和祝福，也没有Borders书店，也没有诚品书店…，这些“大学”， 在地理文化上，尚不足以成为大学城，也还没有和附近的居住环境连成一片而成为“城邦”。这些例外的安排、安插、规划，在乡村来不及成为城市的国家进程里无形中成为学园的奇观。

上述的造镇论点，为“大学是什么？”频添了变数。

转载：基督徒大学生团契--基础性的问题（1）

最近，余德林牧师写了好一些探究“大学”、“大学生”及基督徒大学生牧养与成长的文章，谢谢他容许转载以下这一篇。

一、序言：
在具体的社会脉络里，基督徒大学生团契应该关心的基础性问题是什么？大学是什么？ 有大学的地方就有大学城吗？大学和治理术概念里的“人口”有什么关系？大学学些什么？ 何谓通识教育？ 大学教育对革新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为什么有的大学被安排在偏远的地方？读了大学， 就会有工作吗？

二、认清楚大学系统是国家人口治理术的延伸体
在马来西亚，“大学城”并不是中性之城。它是国家迈进讲求治理术的延伸议题。教育政策规划是治理术 (governmentality) 的直接效果。例如，大学校园为何是“关闭”而不是开放的、公共的，就是公共政策者对“公共”进行了诠释之后的治理表现，为公共提供了约化的解释的后果。又例如：大学不开放给民众，大学生不须要参与政治… 也是从治理化的“论述”的后果 （参考：马来西亚大学法，以及M. Mahathir最近对修正大学法的局部性“意见”）。说穿了，国家的治理化 – 什么是国家能力范围内，而什么不是，以及何谓公共与私人等等问题 - 是使国家得以继续存在的原因，所以有必要把“社会的国家化”也包括进去。要明白国家的存续与限制，就有必要明白治理术的普遍策略。治理术的手段？政治斗争是仅存的空间。 大学，在于这个预备人进入社会的机制，就是形成国家治理之一部分的机制。大学就是那些确保“国家”可以继续的集团必须治理的对象。大学 - 尤其它涉及了人工化的人口迁移的议题 - 是让治理技艺克服其发展受到限制而必须处理的议题。

所谓大学城，就如人口，有其自身的规律、自身的死亡和疾病率、自身的稀缺周期等。大学城不是一个线式概念，它既有聚集/离散的作用，透过人口结构的转变，此城有上升下降的螺旋现象。更重要的是大学，基于它的人口，有其特殊的经济效果：统计学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个地方的人口现象予以量化。大学之所以成为治理人口（或人口的治理）的基础工具的道理，在此。
但大学作为关于人口的议题是经过改变后的人口概念， 即人口再也不能约化至家庭内部的事务，它不再以家庭为模型，不再指家庭的经营：家计管理 (Haustafeln)，而是家庭成为了城邦经营学的工具，即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 的工具。家庭只是人口管理中备受重视的工具 （例如：为什么人们要种牛痘？为什么外国人前来我国申请工作需要验血？照X光？确定HIV带原与否？ 为什么90 年代在英国留学回国的不能捐血？华人生与率， 在不同的国家，就有不同的重要性）。换句话说，人口的管理， 超越了家庭的经营。人口成为国家管理术的新贵。刺激生产率、引导人口迁移到特定区域、处境的改善、财富、寿命、健康等的提升…；总之，治理术的对象是人口。人口是治理的目标、掌中物。但人口本身可以对治理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利益是所治理的人口的利益， 而不是个人的利益或家庭的利益。国家治理不仅是国家主权的问题，它也是人口治理的问题。

大马大学生团契高中化？西马团契乡愿化？

以下这短文是一位从事大专教育的朋友电邮给我的（由于他说不必放名字，不必，是表示可以放，但不一定要放，我选择不放，有我的理由）。读过以后，我看看自己及自己身边的大部分朋友，再回想自己曾经上过的所谓“批判式阅读及书写”课程，我只能说，遗憾！希望下一代，急起直追，否则，将会是更大更多的遗憾！
——————————————————————————————————————————这个学期我开始在学院教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CTS)了 - 批判性思索的课程。全班有23人。但最早来参与这类课程的是CCRC的成员们。这是每位准备要做研究员的专业人士必须研读的基础课程之一。我还盼望日后有更多的孩子能够在中学的时候就培育好独立思想的能力。目前准备在吉隆坡为小学三年级级以上的小学生所开办的《PQRST欢喜读书方法》活动，就是上述概念的延伸。

来上CTS 的都只是college diploma 的学生， 年龄在18-21 岁之间。这也是我向学院建议、让它成为全院通识教育的课程。我还建议要开设 Learning/Study Skills。时代变了，学习的方法也在变。学生需要relearn new skills。

另外，如果目前大学要有创新 (innovation, 参考OECD 1996重要文献)的可能， 一定要鼓励任何目前读理工科学生们修习人文学院开办的课程。通识化。如此，才能在知识导向经济的职场和社会有革新的可能性。基本理由：革新强调原料(resources) 不变，但需要重新组合（realignment of primary resources）以便缔造出对环境最大的冲击。过去本区域的大学教育太过专门，各科都跨不出自己的门户，大学生除了在本身课程内加上了国家机器制定的Tamaddun 1，2 （从通识教育的角度， 这也是有需要的课程 - 但这些课程充满特定、狭隘的教育议程， 直等到其它人文、科学、自然宗教课程的加入并具有和上述指定课程有平等的地位）, 几乎有机会跨科修习的不多，所以hybridisation 没有发生足够大的作用。

马来西亚的大学通识教育，比起台湾和香港，后者早在80年代后半叶便开始进入“不牺牲专业的通识化“教育。国家竞争力绝对和大学开不开辟通识课程有直接的关系。（我指的是国家机器所掌控的学校而言）。

现在大学不是不需要想（所以有不会想的后果），也并不是想有什么问题，而是想和知识的管理(management of knowledge) 的关系太紧密，已经分不开了。资讯太多， 需要用想到、站立得住的知识来加以过滤、管理、再用再生。

上述课程和大学教育通识化使我想到目前马来西亚大专生团契的基础性性质的问题：胸怀知识、能够跨科、在大学时期就预备革新的种苗，以便预备好这些人做能够融入社会/教会的“大”人。

如果大马大学生团契想杜绝大学生高中化的陷阱， 突破只为学期报告、期末考试，同时要避免团契乡村化（基于过往长期住在乡村乡镇担不识城市的人大量的流入）， 以至于演变成为不必要的乡愿化团体 - 不认识大体也不去研究社会变迁的向内看团体，就有必要重新思考并落实上述大学所面对的基础性的问题。

余德林：《把红树林栽种在沙漠》（全文4完）

下面这段话，或许把红树林种在沙漠的深意表达了出来：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 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
曰：'使齐人傅之。'　
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曰鞑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至庄狱之间数年， 虽曰鞑而求其楚， 亦不可得矣。子谓
薛居州也，善上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尊卑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一在王所者，长幼尊卑皆非薛居州
也，独如宋王何？'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第六节）

生态问题。只要跟了齐人师傅， 就能学会齐语？但有“众楚人” 干扰，学，不成。是的，我们的语言生态和“道“亡的关系，关系就是那么直接。但一旦人习惯了被捏被戳被揉，人就会开始稀释、麻木、顺应。只要稍微留意本国语言教育上的大“祛轨”(detracking)及其结果，你就会明白我所要表达的重点：大学生多么能够适应校园的学习环境！如果你就是红树林的林木，你是多么习惯生活在沙漠，且为“合法性的浅白”而沾沾自喜。你就是这个教育货仓输出的货柜。你应该觉得不幸，而不是穷开心。因为它已经会伤到宣扬的大本、表述的大本、人和历史及智慧的大本。

对于语言的落差而竟然感到志满意得，只说明生活在马来西亚的人民少了一份自反的学习（reflexivity in learning），能够让自己明白不幸的思考能力。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基督徒们有必要留意自己的“教养” (paideia)，尤其是神学、语言、社会与文化的教养，而目前教会的重大问题在基督徒在教会里渐渐学会了“开始辍学”。在学习社会来临的时代，这是开倒车的生活方式。

最后，〈把红树林种在沙漠〉的故事准备告诉人们，尤其是提醒我自己，人其实不是"听不到"，而是不能忘记思考特定的土壤。连耶稣的撒种的比喻，也是对着犹太人的聆听传统 (shematic tradition)而发的。但“听到”是不够的，人还需要意识自己和听者所共享的生态，听者也要从在特定土壤里所听到的坏东西里自我拯救。因为传讲的人也是这片土壤长大的。听天国道理的人，还需要什么？就是在聆听时听到的不是一片苍白和叫卖而是言之有理的（神学性？）论证（reasoned argument）- 这也是驱除“意见”、尤其是大众的意见最好的良方（意见并不是论证；意见并不重要；不能诉诸论证的意见是没有分量的，无论它发出的声音多么的洪亮）。人们还需要在聆听他人的诠释和解说过程中培育思考关于思考（thinking about thinking）的能量以及思考他人的“不想”部分（ thinking about "the unthought"）- 尤其是那些积非成是的、在自己所熟悉的群体里滋生已久的伪真理、权力语言和原地、原生主义为主导的“神道生产”。努力去意识"促进生长/死亡"的生态：文化、经济、司法、教育、政治，甚至宗教，进而对这些事有强烈的意识感和培育自己成为对八卦（语言）极度的厌恶感。

对于毕业后准备进入社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一分子的大学生们，读不懂经（典）部分原因是修和养 (competence) 的问题，但绝大部分原因是大学教育制度的“祛轨”问题（即太注重技术人的培养，缺少跨科整合的教育， 以及干预教育的政治因素太多）以及大学生没有学习的主体性: 大学生尚未拿到学习的lesen，即学习者身份证（learner identity)， 也可能是大学生基督徒所归属的团体本身提携不当所造成的 （例如：大家一起来吃大锅饭、统一餐），但也有可能是教会对于“何谓做大学生基督徒”采取瞎子摸象和土法炼钢的态度使然。无论如何，是时候基督徒，尤其是那些继续委身于说华语用华文的基督徒们改变自己的思考和善待自己了。

根茎，我想说的是，已经深入在沙漠里...。拔根？让根茎归回它应该生长的地方去... 并等待枝叶茂密？可我在做着遥远的梦，而你的意识不深，我们或许还在不断的清谈...过日。何不先让我们在这里庆祝死亡？（余德林）

余德林：《把红树林栽种在沙漠》（全文3）

基督徒自己变成了本地教育生态的产物，就会流溢在所发表的高论、讲道或者把讲道变成了放简报 (power-point)上。有时候，聆听者的同情心是够的，甚至学习在极其不顺畅的人的道理里听到神的道。这不就是崇拜的目的吗？这不就是shema的根本精神所在吗? 退一步说，只要生活在大马这个特特殊语言生态下的基督徒继续不顾念自己的存养，烂道还是会继续的，大学生高中化还是会继续的，智慧人就是要继续坚持听到神的道的。然而，这算是什么样的前途？

讲道-听道是要考虑生态的。若要更理解这个处境，其具体性还应该包括马国教育部长 Dato Seri 希山牧丁所特别指出的：本地大学生每年阅读量平均为一本书。请留意，他并没有说每人只读一本书，而是经调查后本地的大学生平均一年只读一本书。部长指的还不包括私立大学。你或许庆幸自己已超出了这个境界。

我要说的是，本国文化工业不得昌盛，道理在在。我们没有书街。我们习惯了没有书街的生活；我们的住处书架不多 - 瞧，连本地的家具业也受到了波及。我们这个国家，地方/社区的房子真的越建越多，全国都快要城市化了，但就是不见越来越多的社区图书馆、社区文教活动、以及能够凝聚各种民族、民心的社区活动：给大人的、小孩的、以及老年人的。我们的人民，除了国庆期间大家出来端大旗、拍muhibbah大合照，平时就是各住各的，难怪我远方来的朋友这样说：You Malaysians are living separately in a nation-state。很可惜, 对呗？房子我们是越建越多了，但普遍上马来西亚建构人文社区的概念还不成形状。我曾经比照过，光是在台北县的大、小图书馆，就有200间以上，每个周末的艺文活动，大小活动不断，也不愁生活单调！

没有，就是没有！这就是我们大马人的具体的文化生态。我们小老百姓把文化的教育交给了谁？我们基督徒还能够继续秉持不可靠的寄生虫式的教育观、语言观？把孩子都交给学校的老师就能改善吗？父母必须对养育子女的责沉重的包袱，这叫自救！

在我讲述“撒种的比喻”这篇道时，我任教学院里的学生们操的是街市的英文(wet market English) 和Kopitiam 华语/普通话 - 我同情他们，因为他们就是本地教育兵工厂所出产的“子弹”。我们当老师的只是在验收、在清货。

余德林：《把红树林栽种在沙漠》（全文2）

一种语言，真的要在它断根之后，在语言教育断、续与不全的时候，你才能发现它存在的时候多么珍贵？盼望不是那样。如果你是还相信语言就是文化的载体的人。尽管文化不仅仅关乎语言，但没有了语言，到底文化如何个载法？文化使命如何实现？从个人自西马南部到北部带领经典导读的实际体验，本地教会大专生的语言程度以及接受语言的能力，已经到了红树林植在沙漠中的地步。我还认为这是基督徒自己所招致的不幸。大学生的养成出了性质上的问题。个人认为目前在马来西亚华人教会要加紧像欧美华人教会那般，强烈的意识到自己的子女面对“蛮化“（即称ABC或者EBC逐渐不会说自己家乡、父母所懂得的话，也无法书写）的处境，并且务实的实践语言与文化教程 (Language and Culture Teaching)。据我所知道的，本地说华音的教会对于基督徒大学生在语言上的深化及语言学习有关的教程，尚来没有具体的议程和宣言(manifesto)，人们所采取、因袭的乃是一种“寄生虫式”的态度，这个态度的实践逻辑是这样的：“只要大环境还有华语的学习环境...”。这个态度就像长在大象身上的跳蚤，靠赖主体的滋养生存下去。我想在本地从事神学教育的同仁们会同意我的看法。我不需补上下面这一段：我们的学生还有阅读西方文献的困难 – 这就是红树林种在沙漠的效应。朋友，我有心事。

当我在论教育生态的问题时，我并不是在说某个族群的文化，例如华族，而是任何生存在本国的任何族群的文化，任何族群的语言前途！少了这份文化差异的尊重，我们的语言理念和政策必然是倾斜的。作为一个学者，我的顾虑是这样的：如果人本身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在断、续过程之中的产物，就会像一对贫贱夫妻仍旧拿自己和别人在穷开心；我的顾虑是，本地大学生语言能力的倒退只是本地人知识腐烂、知识败臭 (intellectual decay) 的开始。知识败臭是人死亡的记号，也是文化死亡的肇始。这个观点适用于本地的基督徒。基督徒不能阅读、无能阅读有分量的作品、没有阅读的兴趣，在生涯规划上没有将阅读列入议程，就等于在宣布和历史与智慧断交；我的顾虑是，本地华人基督徒团体到底意识到本身所持的语言、文化、教育态度和对策，对道的宣扬(kerygma)有无严重的折损、对产生一流的神学人才有无折损？这个态势，到底对于一个越来越讲究知识为本的经济时代，是不是不祥的预兆？

《马可福音》4.1-20 节的信息，就是一个关于活生生的〈把红树林种在沙漠〉的信息。基督徒，你再也不能只顾着撒种，但却像愚蠢的农夫不过问种子播撒在什么农地上；你也没有必要培育一种埋怨自己所播撒的不会生长的消极态度 - 自怜是很可怕的（只有上帝会定它什么时候生，不是吗？）。还有，许多有识之士到了教堂，并不是怨声载道， 而是对于“载道”者有怨声。他们对于传道者的文化及存养，打了折扣。讲道者多多关心“听 - 道”是好的，但传道授业者要能够反思自己的道/种子是不是被传道者自己的特定生态下被侵袭殆尽了。是不是传道者本身的语言，失去了承载道的能量？我的重点是道的语言的突变如何影响了传道者的素质。换句话说，马国的老百姓们 – 包括基督徒传道人、基督徒大学生们所使用的语言与本地教育的社会生态是脱不了钩的。

余德林：《把红树林栽种在沙漠》（全文1）

谢谢余德林博士分享其讲章，《把红树林栽种在沙漠》，并允许刊登在部落格（也欢迎转载）。细读全文，你会感概作者（讲者）对马国目前的教育文化水平的焦虑。然而，这种焦虑到底能引起多少人共鸣呢？

讲道人：余德林
讲题：把红树林栽种在沙漠
讲道经文：以《可》4.1-20 节为讲述基础。

各位或许都已经知道槟城和马六甲已被联合国文教科组织 (UNESCO) 定名为世界资产，贴上前所未有的好标签，并且使这两个城市的地位暴升了起来。但你或许不知道全世界到底还剩下有多少片的红树林（和红树林的巨大作用），而马来西亚正是全世界拥有红树林的少数国家之一。可以说，红树林的珍贵，不亚于亚马逊河域的热带雨林，也不亚于上述的两个城市的升格。当南美乃至世界各国的生态学家获知不肖者砍伐热带雨林时 – “奉建设、开发之名”而大肆砍伐树桐， 认为这样做有理的时候，他们激起了人们长期不断的环保抗争。

在马来西亚的新山城(Johor Bahru)，情况就很不同。人们对于砍伐树木无动于衷。在我居住的社区，珍贵的树木和美化街景的林木会离奇的失踪或者死亡；有些树木被“大耳窿”的广告板活活钉死。几年前我经过Permas Jaya的大桥，去看望自己的亲人，在桥另一端的路上躺着被人砍伐、搁在路旁的树枝，还有被黄泥填平的海岸线。这些曝晒在大路旁的树枝就是红树林木，堆积成山；这些黄泥土所填平的就是红树林。或许我的判断是错误的：人们对生态改变会带来自然界什么后果是不太爱管的。要等到将来在桥那端的社区被进驻的大水淹没，海岸线被侵蚀，天气突然变换了，候鸟“移民”了...。可在别的国土，红树林却成为了著名的观光区，保育区，游客不断....（如果你观赏过《不能说的秘密》这部电影） 。

把红树林栽种在沙漠，这是生态的问题。我用它来比喻我们马来西亚的教育处境，以便说明我们的后代和子孙的教育及前途。我今天要鼓励各位基督徒，尤其是大学生基督徒们努力去反思、去意识那些“促进生长/死亡”的生态：文化、经济、司法、政治、教育、甚至宗教，进而为自己的家人、子女以及我们所关心的人民做出实际、务实的打算、决定和具体的贡献。

把红树林栽种在沙漠，林木并不是或许会死 (it may die or it shall die)而是“一定会死亡”（it will surely die），它会绝种。这是生态问题。把稀物种在错误的地方，把稀有植物的生存链 (life-chain) 恣意剥夺， 是要付上沉重的代价的。可以说，我们已经在支付这个代价。让我举实例以便各位审断我国的 “读、听、说、看、写”的（文化）教育被非教育因素（例如政治和教育社会学）侵蚀得多么彻底。曾经，我将三十份左右不同国籍的学生的期末作业摊在书桌上...。我能够从阅读这些卷子分辨出口语和书写的差别。例如，中国和台湾的学生交上来的作业，写的至少是接近文学的语言（看得出他们的文化养成、积淀的语言），邻国新加坡的学生也不例外，只是他们写的是语言、口语、言语不分、昧于“学语致用”的华语，而不是华文。当我问起他们如何学习语言的时候，这是他们的答案：“日常生活所说的就是所写的”。这种言语、语言等同观点，绝大部分语言学家是不会同意的。那么，我国的学生呢？从这些年（十年之久）在本地域从事神学教育以及接触本地大学生（包括本地出产的年轻传道人）的勘察研判，本地大学生的母语(my mother's language!)水准越来越靠近邻国。。

具体地说，大学生的语言驾驭能力在急剧的高中化过程当中（尤指循国家教育系统的学生们）。我的问题是，这些“在大学的高中生”还能阅读些什么？胃口会有多大？他们能够听得懂学得到的东西到底还剩下多少？还有，一旦他们成为“主流”，冒昧的做起信徒的“代听人”，他们所属的群体会变成什么质量的人群？他们自己又能够引进什么规格的语言、又会拒绝什么样的语言？用我个人比较自私的说法，他们还能读什么神学和经典？我提出的并不是做技术人的问题，而是人的养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