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太小器了！

根据新闻报道，安华的代表律师已经入禀法庭，要告那指控他鸡奸的前助理诽谤。事隔一天，安华就出招了，显然有点“小器”！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早些时候，Raja Petra指控副首相纳吉及其夫人涉及蒙古女郎炸尸案，当事人只不过是否认，却不采取法律行动，大方得多了！

安华，只不过是前副首相（虽然他说自己有机会当首相），纳吉却是名副其实的副首相（而且很有机会接任首相）；前者“只不过”被指控鸡奸，后者被指控涉及命案；前者独自一人被指控；后者连同妻子被指控，但是前者不只否认，还入禀法庭，后者却只是否认而已。看来，安华的确太小器了，应该向纳吉学习啊！

我们是否顾虑太多？

最近有机会与一位相识多年的好朋友深谈，这是难得的机会。他告知自己对一位认识很久的女生有了好感（我也认识她，非常漂亮、聪明又乖巧的女生），但却一直不敢对她透露自己的心意，也怀疑这是否是上帝的带领（基督徒啊，基督徒！“上帝的带领”，到底是一种真实的等候，还是一种逃避的藉口？）。

他说，不知道对方是否也对自己有好感，害怕表达后，可能弄巧反拙，把对方吓跑了，连友情都弄损了。这点我可以理解，但有些时候面对感情，我们需要有冒险精神。对方若是够成熟，一般上都能好好处理这种情绪的，而且他们两有着深厚的友情，应该是不会如此容易就破坏的。我问他，若不讲清楚，他会甘心吗？他无言以对！

其实，或许更多扰乱他的，乃是他怀疑彼此的性格是否能兼容，还有彼此对未来的期盼是否一致等等。当然，说到最后，那个问题又出来了，她是否是上帝所预备的。我尊重他有这些考虑，而这些考虑都是重要的。然而，我仍要问问他，在考虑性格及未来方向、期盼等，他是以什么为主导的？是否是害怕对方的性格不能与“自己”的兼容？害怕对方的未来方向与“自己”的不相符合？在这一连串问题背后，是否是一种自我中心的表现呢？难道两个人的未来，不是要一起去摸索的吗？就算是上帝的带领，也是两个人一起去探索何谓上帝对他们俩的带领！性格的塑造就更是如此了。有谁在一起相处前已经是100%兼容的呢？

我的朋友，你是否顾虑太多呢？没有上帝的带领？太多时候，同样没有感觉到上帝的带领时，我们也作了相应的决定。上帝的带领，有时是清楚的，但有时也是在我们作决定时，默默的引导了。或许，更重要的问题是，在一连串的考虑中，到底上帝的心意为主导，还是自己的自我中心为主导呢？勇敢走出去吧！祝福你！

同一招，用两次？

今天早上约两点，要上床休息之前，习惯性打开网络新闻阅读，惊见安华再次被指控鸡奸的新闻。很自然的，脑袋里的记忆库再次把我带回1998年的事件。当时我仍旧在念大学，紧张的气氛在大学无处不感受到。只是没有想到，10年后的今天，安华好不容易才挨过了牢狱之灾，恢复了参政的权利，又再次被人用同样的罪行指控！

他真的有干这回事吗？（那么笨？还是提控者以为人民是笨的？还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还是有人要陷害他？为什么要陷害他？难道怕他夺权成功？难道是有人的罪证被他掌握了？这对国家的民主进程会有多大影响呢？对两线制的发展又有多大的伤害？

一切都不明朗，唯一明朗的是：政治是肮脏的，因为玩弄政治的人太肮脏了！

教会的青年、教会的未来！

这个星期得到实习教会牧师的批准，可以回家参加表弟的结婚宴席。席间与弟弟谈起其在《文桥》的工作，他投入正在撰写关于教会青少年的专题。我赞同，这实在是教会一个重要的挑战。

抚心自问，现在教会里头的青少年，普遍上跟没有参加教会的青少年，有什么不同呢？从外表的打扮（若外表能反映内心）、行为言谈，到内在的思想价值观，是否有什么明显的不一样呢？是否真的要有不一样？但若都一样，到教会与不到教会又有什么分别呢？

比较10年或20年前（肯定会有不同之处），现在的情况是更好？或更糟呢？或者，时代的转变导致价值观改变是不可抗衡的趋势？普遍上，教会中是否还有一些信仰立场坚定，不盲目追随潮流，反而愿意追求分别为圣、讨神喜悦的青少年人，他们在教会是否是讽刺性的少数呢？在你教会的青年群体中，他们占有多少百分比？若真的是少数，在教会中是否会格格不入，备受“不合群”的指责呢？

若现在的趋势是决定教会的未来，10年后的教会又会是一幅怎么样的画面呢？

朋友们，你怎么说？

基督徒与公民社会研讨会

昨天（26/6/2008）与一些同学参加了由“信仰与文化研究中心”在吉隆坡福音堂举办的“基督徒与公民社会”研讨会。有三篇论文在研讨会中发表，分别是由台湾神学院的林鸿信博士发表的《神学的公共性》、台湾神学院的庄信德博士发表《田立克神学对公民社会的意义》（代读）及马来西亚神学院兼任讲师，陈俊明牧师的《现代公民社会中政治神学的责任》。这次的研讨会，对许多人而言或许是需要时间消化的（对我何尝不是？）。

林鸿信尝试从美国神学家David Tracy对神学结构的思考来处理神学的公共性，然而我个人觉得他并没有达到其目标。他充其量只是简单的介绍了Tracy早期思想中的三个落实神学的场景，及他的思想转换。然而，在他介绍了这些后，并没有更深入的探讨Tracy的神学如何推进神学的公共性，反而提出了一个人建议。在整个转折中，落差甚大，让人觉得好像是两篇文章的凑拼。在其结论中，他提出要达致让神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需要回到对经典的诠释。然而，“诠释”的观念在后现代的氛围中，其意义是极其丰富的。藉着经典诠释，如何能促进神学的生活化呢？过去（或现在）那种普遍的圣俗二分的观念，岂不也是一种对经典的诠释吗？经典诠释是否只能提供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一种必然性呢（对于达致所提及的目标）？

庄信德的论文非常精彩，也是最不容易吸收的（至少对我而言是如此。在整篇文章的宣读时，我一直都努力去尝试理解，却是极其困难，理由可以有很多，但对田立克（Paul Tillich）缺乏认识或许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论文从Tillich早期所提出的“凯逻斯”的构思，及其晚期“属灵群体”的概念，来探讨基督教公民社会观的批判基础。“凯逻斯”是一种超越性的时间观，指向上帝国介入时间的盼望，回应着“时间”的概念；“属灵群体”则是一种转化性的空间观，推动着信仰群体从教会内部转向公共领域，回应了“空间”的氛围。这篇论文除了挑战了我的知性，也带给了我一个宏观的思考维度。

陈俊明的论文，主要从德国神学家莫尔特曼（Juergen Moltmann）的政治神学为论述基础。他四平八稳的从Moltmann的十字架神学、三一论、创造论及终末论来阐述神学公共性的可能。Moltmann以他一贯的神学辩证方法，精彩的阐述了教会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成功的提供了一个公民社会建立的模式。

圣俗二分的观念是基督信仰群体要继续挣扎的，而这三位近代西方神学家都挑战着这种分割生命的合法性。另外，听过了这三篇论文的讨论，自己也反思着神学院的系统神学教导模式，仍旧是一种填鸭式的教义式教导是否足够呢？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办一些单单探讨某神学大师的课程（如：田立克神学、莫尔特曼神学、巴特神学、潘霍华神学等）呢？要不是我们的神学老师经常鼓励我们去研究某个人的思想，这些神学大师对我们可能还是极其陌生的，这又如何能造就未来的神学家或神学工作者呢？

谁能说谎呢？

昨天，在一个场合中，有一个卖书的传道人对我说这样的一句话：“神学生是不能说谎的！”
我很想反问他（但我没有）：“那么，请问谁能说谎呢？”

你有答案吗？

欧洲足球锦标赛与宗派之间。。。

这是今天早上神学课休息时，与老师开的一个玩笑。当时我们在谈明天早上德国对垒土耳其那场比赛，原来老师是支持德国的。他如数珍宝的说德国队有什么优势，说到最后，我为他加上一句，“你是信义宗的，当然要支持德国！”。

随后，我想我可以继续发展，圣公宗及卫理宗（代表英国），连入选赛都过不了关；长老宗（不管是法国或瑞士）在小组赛就被淘汰了；天主教（意大利）也在八强落马。现在剩下的，是路德宗（德国）、伊斯兰教（土耳其）、东正教（俄罗斯）及天主教（想不到别的能代替西班牙）。我会支持谁呢？难道是伊斯兰教？

2nd Karl Barth Blog Conference

从天鸣那边接触到这个由一位正在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PTC）修读系统神学博士学位的学生所发起，在网络上针对巴特的特定范围进行的部落格神学会议（Blog Conference）。提供稿件及回应的主要都是学生，佩服！我想，这是另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

有兴趣一窥这个部落格神学会议，可到这里，天鸣做了很好的整理，谢谢他。

林鸿信教授与学生到访

今天下午，林鸿信教授与一些台湾神学院的学生，在陈俊明牧师的安排下，到访了马来西亚神学院。我们一些同学有机会与他们交流。先由周建基老师分析马来西亚在308大选前后的情况，然后再由林教授分享台湾大选的一些信仰反思。过后，学生们分成小组，有不错的分享、交流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