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理术底下的大学城：造镇和人口结构的改变
大学，即所有公立大学，不仅是教育的议题，也是关系到人口迁移的问题。大学既是关系到人口，它和领土与财富形成了紧扣的网络。治理术的干预，意味着对上述网络的干预 （例如：既得利益团体的人口不足时，买进人口充数， 就是一种干预性行为；又例如：鼓励多产，提供补助…）。
从城乡学的角度，目前摆在各位面前的事实是这样的：（1）我们在相对上偏僻的地方找到“大学”。这种现象形成了本国公立大学的特色。这个现象和殖民时期“大学在城”的植校概念，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类大学是不是基于造镇的概念所驱使，或者基于造镇的歪理：政治经济学的考量 – 将大学变成乡镇更新的工具？可以说，在那些已经发展的先进国家，乡村设大学校园的策略，我们已经见不到。人们或许可以辩称在这些国家，他们原本的大学都是在乡下的，后来随着都市化 (urbanisation)，使大学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 – 大学城。这有可能。但人们还是需要解读为何有一种反逆的思想，即尽管我国已经造出许多新城市，大学还必须开设鸟不生蛋、龟不到岸的“乡下”。
严格而论，我们有必要对马来西亚式的社会结构有基础的理解，尤其在马来亚独立后初期的人口结构有理解：乡村/甘榜/新村/园丘的分野，仍旧存在。如今把大学设在城镇乡镇，而不都设立在城市，我们可以说，这是“进步”！可以说是后殖民思考的后果。对于从前人所做的，进行反向思考和实践（例如：“向东学习”）。
退一步说，尽管大学的地理位置有乡镇更新的意味和元素，并企盼它有一天成为甘榜围绕城市的可能，为甘榜创造大学城经济的可能，但就目前而言，有它“不方便”的地方。这类人工规划，就好比在小河流生硬的停泊了一艘大轮船，但彼此之间没有互通的孔道和彼此关联和延续性 (porosity)。拉曼大学北迁到“锡矿业的废墟”- 金宝城市，就曾经引起过争议：为什么要把一座向前看的“机器”（知识上）搬到一个正逐渐在没落的城镇？这个规划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基于Wawasan 2020马来西亚都市化过程里的“必要部署”，以便缩短城乡的差距？但乡村有乡村的基本结构：人口、工作、活动…，且马来西亚的乡村 – 无论是新村或者甘榜，都已经面临只有“老-少-宜”的问题。没有提供工作的地方，就会人口萎缩、凋零。没有工作机会的乡村，就会只有“不断待业”的人民能够长留下来。这是目前马来西亚乡村的景观。
我国这四十年来所开办出来的国立大学，不只分散，它尚不能满足一般人定义下的大学城的基本条件。基于它长久孤立于众的传统（外不能进），不论是历史较久的大学或者是新近开设的公立大学，它更多是接近修道院型的治理术的后果。可以肯定的是，在金宝市或者巴里文打，大学是有了，但还没有Starbucks的同在和祝福，也没有Borders书店，也没有诚品书店…，这些“大学”， 在地理文化上，尚不足以成为大学城，也还没有和附近的居住环境连成一片而成为“城邦”。这些例外的安排、安插、规划，在乡村来不及成为城市的国家进程里无形中成为学园的奇观。
上述的造镇论点，为“大学是什么？”频添了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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