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基督徒大学生团契--基础性的问题（1）

最近，余德林牧师写了好一些探究“大学”、“大学生”及基督徒大学生牧养与成长的文章，谢谢他容许转载以下这一篇。

一、序言：
在具体的社会脉络里，基督徒大学生团契应该关心的基础性问题是什么？大学是什么？ 有大学的地方就有大学城吗？大学和治理术概念里的“人口”有什么关系？大学学些什么？ 何谓通识教育？ 大学教育对革新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为什么有的大学被安排在偏远的地方？读了大学， 就会有工作吗？

二、认清楚大学系统是国家人口治理术的延伸体
在马来西亚，“大学城”并不是中性之城。它是国家迈进讲求治理术的延伸议题。教育政策规划是治理术 (governmentality) 的直接效果。例如，大学校园为何是“关闭”而不是开放的、公共的，就是公共政策者对“公共”进行了诠释之后的治理表现，为公共提供了约化的解释的后果。又例如：大学不开放给民众，大学生不须要参与政治… 也是从治理化的“论述”的后果 （参考：马来西亚大学法，以及M. Mahathir最近对修正大学法的局部性“意见”）。说穿了，国家的治理化 – 什么是国家能力范围内，而什么不是，以及何谓公共与私人等等问题 - 是使国家得以继续存在的原因，所以有必要把“社会的国家化”也包括进去。要明白国家的存续与限制，就有必要明白治理术的普遍策略。治理术的手段？政治斗争是仅存的空间。 大学，在于这个预备人进入社会的机制，就是形成国家治理之一部分的机制。大学就是那些确保“国家”可以继续的集团必须治理的对象。大学 - 尤其它涉及了人工化的人口迁移的议题 - 是让治理技艺克服其发展受到限制而必须处理的议题。

所谓大学城，就如人口，有其自身的规律、自身的死亡和疾病率、自身的稀缺周期等。大学城不是一个线式概念，它既有聚集/离散的作用，透过人口结构的转变，此城有上升下降的螺旋现象。更重要的是大学，基于它的人口，有其特殊的经济效果：统计学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个地方的人口现象予以量化。大学之所以成为治理人口（或人口的治理）的基础工具的道理，在此。
但大学作为关于人口的议题是经过改变后的人口概念， 即人口再也不能约化至家庭内部的事务，它不再以家庭为模型，不再指家庭的经营：家计管理 (Haustafeln)，而是家庭成为了城邦经营学的工具，即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 的工具。家庭只是人口管理中备受重视的工具 （例如：为什么人们要种牛痘？为什么外国人前来我国申请工作需要验血？照X光？确定HIV带原与否？ 为什么90 年代在英国留学回国的不能捐血？华人生与率， 在不同的国家，就有不同的重要性）。换句话说，人口的管理， 超越了家庭的经营。人口成为国家管理术的新贵。刺激生产率、引导人口迁移到特定区域、处境的改善、财富、寿命、健康等的提升…；总之，治理术的对象是人口。人口是治理的目标、掌中物。但人口本身可以对治理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利益是所治理的人口的利益， 而不是个人的利益或家庭的利益。国家治理不仅是国家主权的问题，它也是人口治理的问题。